黄金线上十倍杠杆 中国援助有“债务陷阱”?全球南方政要这样说
发布日期:2025-01-08 02:26 点击次数:102编者按
奥地利足球近年来在国际赛场上逐渐崭露头角,其稳健的防守和犀利的反击成为其标志性的战术特点。在主教练的精心调教下,奥地利队内涌现出了一批极具潜力的年轻球员,他们在比赛中展现出了出色的个人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此外,奥地利队在近期的热身赛中表现出色,球员们的状态正佳,为即将到来的欧国联比赛做好了充分准备。
欧国联,作为欧洲足球的一项重要赛事,自创办以来便吸引了众多球迷的关注。它不仅是各国足球队展示实力、提升排名的舞台,更是各国足球文化交流的桥梁。本次比赛,拉脱维亚与亚美尼亚两支球队将在绿茵场上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宝贵的积分和荣誉。
12月7日,在第22届多哈论坛上,全球化智库与论坛方合作,举行了题为“中国在崛起的全球南方中的作用: 重新定义未来世界秩序”的大会主题会议。 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纳米比亚总统南戈洛·姆本巴(Nangolo Mbumba)、巴巴多斯总理米娅·莫特利(Mia Mottley)、洪都拉斯外交部长爱德华多·恩里克·雷纳(Eduardo Enrique Reina)、全球化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前国务院参事王辉耀 分别参加了研讨。
与会嘉宾探讨了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如何影响全球南方,推动了全球贸易网络,并针对传统西方领导机构在多极世界中的主导地位进行了改革。 会议还研究了传统机构如何适应这些变化,以及中小国如何在多极世界中发挥作用。
核心提要
1. 王辉耀在会议上介绍了中国为南方国家崛起所发挥的作用,并解释了中国坚持以发展中国家身份进行贸易,希望为全球南方工作并提供帮助。具体来看,中国在调解国家关系、技术发展和绿色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2. 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表达了对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支持, 他表示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具有更大的价值,并且与中国的合作以及援助并不附带很多条件。 纳米比亚总统南戈洛·姆本巴 指出, 中国与其国家的合作并不是通过武力或强制开始的,而是逐步通过相互接触建立起来的。
3. 巴巴多斯总理米娅·莫特利表示,”面对全球挑战,再大的国家也无法独自面对,需要各国团结合作,小国也能发挥重要作用。洪都拉斯外交部长认为,当前中国正在发展一种基于互相尊重与互惠互利的关系。而美国和欧洲当前因为中国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试图阻止非洲国家与中国建立关系是一种双重标准。
在主题会议上, 王辉耀理事长 首先发言。他介绍了中国为南方国家崛起所发挥的作用,比如关键作用体现在经济方面,中国是140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并且在全球拥有巨大的市场,这促使中国最近降低关税以促进更多的贸易。中国还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涉及150个国家,其中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中国已经启动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协定之一的RECP。王辉耀说:“即使中国通过多种方式降低了关税,履行了义务,但由于其政治身份,中国仍然以发展中国家身份进行贸易。”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希望为全球南方工作并提供帮助,例如,中国已经成为金砖国家的推动力。除了在调解国家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外,它在技术发展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绿色增长转型技术、通信和技术创新方面以应对气候变化。
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 支持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称其在没有附加条件的情况下使许多人受益。当被问及如何评价中国的治理和支持非洲大陆经济建设的能力,以及中国对非洲国家与中国进行交易的兴趣的增加时,卡加梅说,首先,“中国崛起”的想法是好的,因为它与其他国家一起崛起,以及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非常重要。卡加梅指出,中国和非洲之间有着多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非洲几十年前,当时非洲大陆的大多数国家都在独立,并得到了中国的大力支持。卡加梅表示,这种合作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具有更大的价值。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卢旺达与中国的贸易额在最近取消关税后从3000万美元增加到超过1.5亿美元。2023年卢旺达对华贸易额比2018年增长了274%。卢旺达农民每卖给中国一公斤咖啡豆,就能多赚4美元。“所以,这说明了这些措施的好处,”卡加梅说,并指出,可以想象,这些好处在卢旺达以外的其他国家也看到了。卡加梅指出,中国与其国家合作帮助发展,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在非洲进行贸易的情况相比,并不附带很多条件。
纳米比亚总统南戈洛·姆本巴指出,中国与其国家的合作并不是通过武力或强制开始的,而是逐步通过相互接触建立起来的,特别是在非洲的解放斗争中,中国在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今的合作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而非强迫。与中国在矿业和贸易等方面合作,“现在哪家欧洲、英国或德国的公司主动来非洲修建公路?他们更多地从事高端技术领域的事情,而中国公司则承担了一些“脏活累活”,比如修路、开矿等工作。”我们还与中国的相互政治理解和文化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包括学术交流、教育与培训的人员交换”。
巴巴多斯总理米娅·莫特利 回顾了万隆会议的原则,进一步指出国际无论大小,任何国家都有权力希望在多极化世界中重新定义全球秩序。“要打破似乎只有西方文明才有在多极世界中定义全球秩序的权利,而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面对全球挑战,再大的国家也无法独自面对,需要各国团结合作,小国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洪都拉斯外交部长爱德华多·恩里克·雷纳 认为,真正重要的是对自主决定和不干涉原则的尊重。“这不仅仅是我们不接受某方强加给我们的决定,也包括我们不接受有人试图干涉我们与谁建立关系或发展关系”。“我认为中国正在发展一种基于相互尊重和互惠互利的关系。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满意,并将继续推进与中国的关系。”“当美国在70年代与中国建立关系时,那是一种新的创新,也是一项正确的决定。他们从中获益,欧洲国家也因为中国的开放而改善了市场和能力。但如今,当中国与这些强国达到更高的竞争水平时,他们却试图阻止我们与中国建立关系。这是一种双重标准。”
讨论环节,现场发言人一致认为,金砖国际机制等体现了全球南方希望在经济自决方面对自己的未来发出声音,对于全球南方而言,无论是较小的国家还是较大的国家,都需要团结合作,确保为世界所希望的全球稳定贡献公平份额。发言嘉宾对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参与金砖国际机制等表示赞赏,认为中国的努力促进全球南方之间的合作,为实现更加普惠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下为与会嘉宾发言实录,部分内容进行了编辑:
王辉耀:我们今天来到的多哈论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中国在过去46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确实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一个非常显著的成功案例,实际上已经实现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目标。同时,中国也非常积极地参与全球南方的活动,并且努力维护当前的全球秩序。
比如说,如今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运行了80年,但这个体系需要升级、加强、改进和扩展。而中国在崛起的全球南方中,特别是在重新定义全球秩序的未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在小组讨论中已经提到,中国可以扮演的角色有很多。
首先是经济角色。我认为这是中国能够发挥的关键作用。比如说,中国是140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更重要的是,中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最近,中国领导人宣布,中国将取消30多个最不发达国家的部分商品关税,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国家却在提高关税、设置高门槛。而中国却降低了门槛,减少了市场准入的难度,这是非常好的发展。
此外,中国还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覆盖了150个国家,其中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中国还成立了亚投行(AIIB),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此外,中国加入了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当然,中国还与非洲、拉丁美洲、海湾国家、中亚国家以及东盟举办高峰论坛,密切合作。你可以看到,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做了很多事情,例如修建道路、桥梁、高铁、港口等。
最近,中国领导人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我们看到在秘鲁建成了一个全新的港口,以促进拉丁美洲和中美洲的贸易。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尽管中国在很多方面降低了关税并履行了其义务,但中国仍然将自己视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因为这是一种政治身份。中国希望为全球南方国家工作,希望真正帮助全球南方。比如说,中国成为金砖国家的重要推动力,金砖国家的成员去年翻了一倍,还有另外30个国家排队申请加入。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推动者和调解者的角色。比如说,在沙特和伊朗之间,中国促成了和平对话;中国还邀请了14个巴勒斯坦派别前往北京,推动和平谈判。
第三,中国还可以在技术领域为全球南方和全世界发挥作用。比如说,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是绿色转型的领导者。当然,在电信和太阳能领域,中国也有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举个例子,一家中国的太阳能公司在非洲推广了一款小型太阳能电池板,帮助5000万个非洲家庭能够为手机充电,并在晚上看电视。这些事情真的非常好。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绿色能源、新能源汽车、抗击疫情、减轻南方国家债务等方面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有巨大合作增长空间,也将对全球治理提升注入新的动能。
最后,我认为中国并不主张单边主义。中国实际上希望与其他国家合作,比如与欧盟、美国合作,支持联合国,并遵循联合国的原则。因此我认为,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准备好与世界合作,特别是成为全球南方国家背后的新推动力。
保罗·卡加梅:首先,中国的崛起是一件好事,但这取决于它如何与其他国家共同崛起。因此,它开展事务的方式非常重要——它如何与其他国家、特别是您提到的非洲国家建立关系并进行合作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认为这是好事。
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当非洲——也就是这个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争取独立的时候,中国当时提供了很多支持。如今,这种合作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变得更加有价值。我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最近取消关税后,我们看到,卢旺达与中国的贸易额从大约3500万美元这个非常小的数字增加到了1.5亿美元,这就说明了这些措施带来的好处。我也相信,对于那些经济规模比卢旺达更大的非洲国家来说,它们受益可能更大。所以这确实是件好事。
而且,与中国的关系不像我们与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的关系那样附加很多苛刻的条件。我们往往从其他地方听到的是说教,却很少得到实际的价值。与中国的关系对于非洲来说是有利的,从各个国家的数据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FOCAC)会议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点,无论是与会人数、讨论内容,还是签署的合同都得到了充分体现。此外,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我们提供了日益增长的价值。就卢旺达而言,我们有一些数亿美元的项目,比如水电项目。我们正在建造一座水电站,还建成了一家大型大学附属医院,这是一家从事研究的医院,得到了中国的支持。我们看到很多切实推动我们国家发展的项目。我可以以卢旺达为例,知道整个非洲大陆上还有更多类似的事情正在发生。
此外,也有一些关于中国的偏见,比如关于债务的问题,说(与中国合作的)国家陷入了债务陷阱。我认为这不应该完全归咎于中国,尽管他们可能需要承担部分责任。但非洲国家也需要在与伙伴合作中做得更好,比如与中国的合作。我们应该借那些我们清楚会用在能带来良好回报的项目上的贷款。
不过,我注意到中国在如何与非洲合作的方式上有所改进,尤其是在这些项目上。他们现在目标是那些实际的项目,而不是那些耗资巨大但最终没有效果或者在实施过程中管理不善的问题项目。所以我认为这正是治理的作用所在。治理就是要做正确的事情,选择合适的人和地方,从一开始就获取所希望的回报。
南戈洛·姆本巴:首先,像王博士所说,如果中国在崛起,那是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它拥有庞大的人口、悠久的历史,以及与非洲长期建立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通过武力或强制开始的,而是逐步通过相互接触建立起来的,特别是在非洲的解放斗争中。中国在当时做出了重大贡献,而那些殖民了我们的国家却拒绝离开,这一点非常清楚。
在现代合作方面,纳米比亚是世界上最大的铀矿出产国之一。我们拥有丰富的铀矿资源。其他国家也有参与,但即便是曾属于一家英国公司的矿山,他们自己把它卖给了中国。是他们自己卖的,而不是我们要求他们卖的,这是市场的力量。在这方面,我们与中国在矿业和贸易等领域进行了合作。他们开放了他们的贸易市场,我们可以尽可能多地向他们出口我们的牛肉、羊肉、葡萄、枣等许多产品。
因此,这种合作完全是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而不是任何强迫。此外,如果西方国家想竞争,那么竞争的大门是敞开的。这并不是说中国出于错误的原因在这样做。中国开放了他们的业务和公司。此外,现在哪家欧洲、英国或德国的公司主动来非洲修建公路?他们更多地从事高端技术领域的事情,而中国公司则承担了一些“脏活累活”,比如修路、开矿等工作。
对我们来说,这种关系是基于相互的政治理解和文化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包括学术交流、教育与培训的人员交换,以及将我们的学生送往世界各地,这些是我们需要的。我们还在纳米比亚发展绿色氢能源,主要与欧洲公司合作,尤其是荷兰、比利时、德国等国家的公司。但我们也欢迎中国来与我们合作,我们并没有阻止任何人。我们以开放的方式进行贸易,与每个国家都保持着开放的关系。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也在推动国家的发展。
正如卡加梅总统所说,我们非洲人正在学习如何自主开展工作,以及与谁合作——公开且依靠我们自身的力量。如果是我们的弱点导致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应该自我反思。而如果我们足够敏锐,能够与其他国家相匹敌,那么好处自然会到来。非常感谢。
米娅·莫特利:首先,我们都是地球上的国家,因此距离本不应成为问题。我们共同的人性是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将近半个世纪前,远在许多其他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前。所以,我首先想把这一点摆在台面上。
其次,当我们58年前独立时,我们明确表示,我们的利益是永久的,我们将成为所有国家的朋友,而不是任何国家的附属。尽管我们国家小,但我们始终将这一原则作为我们外交政策关系的核心。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是我们希望建立严肃关系的对象。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在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以及外交合作方面都取得了进展。
但我想回到1955年的万隆会议,因为正是在那里,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阐述了中国外交政策发展的原则。我刚刚提到了我们的外交政策。回顾万隆会议的原则,它明确表明,殖民主义以任何形式或表现都在现代世界中不可接受。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地区、加勒比地区与中国能够找到共同的平台。
实际上,巴巴多斯、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圭亚那在20世纪70年代就作出了与古巴、中国建立关系的决定,这强化了国家自决和相互尊重的理念。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得以发展。
我感到好笑的是,当我看到类似今天这样的讨论主题时,背后却存在一种无意识的偏见。问题是,是否任何国家都有权力声称自己希望在多极化世界中重新定义全球秩序。我们显然相信有这个权利,但这种无意识的偏见在暗示,似乎只有西方文明才有这个权利,而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我们忠于万隆会议的原则,或忠于《联合国国际人权宣言》的精神,以及我们为实现全球交往而制定的方式,那么让每个国家尽可能崛起,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提供合作,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
因此,我想简单地说,正如卡加梅总统提到的,那些试图贬低这种关系的人应该记住,谈判是由双方进行的。所以,让我们聚焦于如何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毫无疑问,大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悠久的文明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但关键问题是,价值观和发展轨迹是什么?如果我们生活的世界看不到小国,无法感受或理解小国的作用,那是有问题的。
因此,我们真正关心的是——这也是我提到万隆会议的原因——1955年的那些原则,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我想强调一点:我认为我们正处于现有世界秩序的终结阶段,而新的世界秩序显然正在努力形成。我们需要问自己,未来的参与者是否只会是主权国家,是否会有其他参与者的角色,特别是在保护全球公共产品方面。
例如,我们是否需要寻找除国家资金以外的资金来源?特别是当许多国家声称自己在提供更多公共资金以应对气候变化、抗击全球流行病并为未来的流行病做好准备方面能力不足时。我们如何解决数字鸿沟,还是会加剧现有的不平等和贫困?我们如何让这个世界变得更有效率?
即使有中国或美国的强大力量,这也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对大家说,关键在于我们坚持的原则和价值观。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如何保护全球公共资源。因为即使一只小蚊子也能导致一个人丧命,让我们把这类比到国家。如果小国缺乏强有力的公共卫生系统,它们在面对新病原体时可能会成为全球稳定的最大风险——这些病原体的产生源于气候变化、干旱加剧以及降雨增多。
我简单地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作为国家,在行为上好像没有共同的存在,也没有一场共同的战斗?这场战斗事实上比我们每个国家单独能够面对的问题更大,即使是中国或美国这样的大国也无法单独应对。全球合作的需求,以及寻找最佳合作方式的需求,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而不是担心谁占了谁的上风。谢谢。
爱德华多·恩里克·雷纳:我认为,对于我们洪都拉斯来说,相较于其他国家,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起步稍晚。实际上,我们与中国的建交关系仅有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在此之前,我们与台湾地区有关系,而我们的总统基于现实做出了正确且务实的决定。中国在全球秩序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是几乎整个拉丁美洲,包括洪都拉斯的第二或第三大贸易伙伴。甚至在我们与台湾地区还有关系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因此,我们只是不得不适应这一现实。实际上,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中国在全球秩序中的崛起,更是全球南方本身的变化。正如前面总统和总理提到的,中国不仅在变化,我们也在变化。正如莫特利总理所说,真正重要的是对自决和不干涉原则的尊重。这不仅仅是我们不接受某方强加给我们的决定,也包括我们不接受有人试图干涉我们与谁建立关系或发展关系。
在与中国的关系方面,我认为洪都拉斯在这段时间内建立了新的关系。目前我们正在谈判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已经成为我们产品的重要市场。我认为这一切都非常好。而正如您提到的,有时候其他强国尽管世界已经进入了新的全球秩序,仍试图沿用旧的全球秩序的做法。
目前仍有一些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还停留在冷战思维中,并试图将这种思维强加给我们。例如,有些美国国会议员或参议员会提到,“不要与中国发展关系,不要与其他国家建立更深入的关系”,或者在涉及俄罗斯或乌克兰冲突的问题上要求我们的支持。
但我认为,我们正在发展我们自己的关系意识。有时候,这些全球强权之间的冲突最终会让你独自留在一个与你无关的争斗中。因此,我们必须非常务实。我认为中国正在发展一种基于相互尊重和互惠互利的关系。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满意,并将继续推进与中国的关系。
此外,我认为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共同努力的地方,不仅是与中国合作,也是在全球南方内部合作。我们如何共同努力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现实?正如您提到的,从历史上看,中美洲与美国关系紧密,但却与周边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相隔甚远。我们确实需要像莫特利总理所指出的那样,一起努力面对现实和全球性危机,比如气候变化和冲突。
疫情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独自行动,就无法一起前进。正如今天论坛开幕时阁下所说,适应与创新是关键。我们需要以此为基础努力。
举一个例子:当美国在70年代与中国建立关系时,那是一种新的创新,也是一项正确的决定。他们从中获益,欧洲国家也因为中国的开放而改善了市场和能力。但如今,当中国与这些强国达到更高的竞争水平时,他们却试图阻止我们与中国建立关系。这是一种双重标准。
因此,这就是我们的关系。我认为,作为主权国家,我们必须勇敢地向前推进,坚持国际法的所有原则,包括不干涉他国内政和对我们自身主权的尊重。
王辉耀:金砖国家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合作。这正是金砖国家的魅力所在。金砖国家并不是基于意识形态或阵营的评判。比如说,土耳其的外交部长曾到我的办公室表示,土耳其希望加入金砖国家,因为土耳其也是北约成员国。所以你看,金砖国家是开放和包容的,对所有伙伴一视同仁。
因此,我不认为金砖国家会成为某种意识形态阵营、安全联盟或其他性质的组织。我认为它是一个经济合作发展圈。它的目的是激励所有国家发展。我也不认为这会排斥全球北方国家。
金砖国家欢迎与全球北方国家开展贸易,我相信这完全可行。现在,我们反而听到当选总统特朗普说,“好吧,如果你们想尝试一个不同的支付系统,我就要对你们征收100%的关税。”你看,这就是差异所在。
所以,我认为金砖国家是开放的,真的希望做更多事情,而经济吸引力正是金砖国家的魅力所在。金砖国家排除了战争的因素,不管你是从低处起步还是经济高度发达——你的人均GDP可能是阿联酋的5万美元,也可能是埃塞俄比亚的1000美元——这都无所谓。我们对所有人都开放。这就是它的魅力。
我认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而金砖国家代表了全球南方的80%,并将集体发声,推动全球秩序的改革,变得更加包容、开放,并且欢迎所有国家。所以,我认为,在当前一个受到地缘政治驱动、动态脱钩和竞争加剧的世界中,这种态度是必需的。金砖国家致力于团结、合作、经济发展,以及实现全球的和平与繁荣。
米娅·莫特利: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所有国家是否会愿意(使更多国家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他们不会,对吗?我们都知道他们不会。因此,如果他们不会,那么我们就会自食其果。我之前提到过,我们正在目睹当前世界秩序的终结以及新世界秩序的诞生阵痛。
联合国体系是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尚未成为主权实体时建立的。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它都无法反映当前世界的现实。如果我们坚持过去,那么我们最好在脑后长一双眼睛,而不是只看前方,因为我们正在目睹当前世界秩序的衰亡。
核心问题是,金砖国家的经济表达表明,全球南方的80%希望在经济自决方面对自己的未来发出声音。同样,如果我们不在联合国体系中反映这种包容性的做法,联合国将越来越无法反映世界人民的现实需求。
保罗·卡加梅:据我理解,全球秩序的目标是实现全球稳定,而这一点目前并不存在。因此,当像金砖国家这样的组织出现时,这反映了当前缺乏我们所期望的全球稳定,特别是这种平衡主要偏向于北方。
首先,对于全球南方来说,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内部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这些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我们需要团结在一起,合作共进。在此之后,通过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合作,我们甚至可以获得更多收益。然而,全球北方一直不太支持这种能够创造稳定、让所有人都能从合作中获益的合作模式。这正是促成金砖国家成立的原因。
金砖国家,我相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对北方国家无限制地使用其权力和资源起到制衡作用。这或许能把我们所有人都带向我们所追求的稳定。
至于中国——事实上,我不明白为什么有这样的疑问:中国在发展、变得更强大、更有影响力时,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历史迹象表明中国曾滥用其力量。我并没有看到。相反,我们一直在从这种合作中受益,并从这种态度中获益——让每个人都能参与进来,并在这个过程中感到自己也有所得。这是我对中国立场的理解。当然,我们无法避免地缘政治竞争,这是事实。
而中国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我认为它呈现了一种公平且平衡的竞争方式。因此,减少北方国家滥用其权力的现象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对于全球南方而言,无论是我们中较小的国家还是较大的国家,我们都需要团结合作,确保我们为世界所希望的全球稳定贡献我们的公平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