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配资 1979年，派谁去主持深圳？邓公同意一人选，5年后果然没有令人失望
发布日期：2024-10-31 03:30 点击次数：203
1977年7月，邓公第三次复出个人配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备受关注。
同年11月，邓公和叶剑英共同前往广州视察工作，那是邓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南巡”。
第一个方面，继续落实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这是一项重要的残疾人专项福利制度，截至今年8月，共惠及1191万困难残疾人和1607.4万重度残疾人。
邓公复出后，人们惯常界定的邓公三次复出，分别是在1984年和1992年，但准确地来说，1977年11月才算是邓公第一次“南巡”。
那一次，一个“省尾国角”的城市进入了邓公的视野，历史的创造就此开始。
1977年，叶剑英、邓小平视察广东
无人在意的“省尾国角”
1978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公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与此同时，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公提出了“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的重要理论，并一口气列出了十多个城市，第一个就是“深圳”。
这是邓公第一次叫出“深圳”这个名字，也是“深圳”第一次为外界所知。
在此之前，“深圳”在哪儿？很少人知道，提起广东省毗邻香港的地方，人们只会想到“宝安”。
邓公第一次叫出“深圳”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家纷纷翻出了地图，拿出了放大镜，经过一番仔细查看，最后要在一个无人在意的“省尾国角”，才会发现“深圳”之所在。
所谓“深圳”，顾名思义，其实就是田间有一条水沟的意思，住在水沟附近的居民以打渔为生，也就成了一个边陲小渔村。
而这就是“深圳”最开始的样子，那个时候，它的面积不过3平方公里，街道的数量一个手指头就数得上来，不过“猪仔街”、“鱼仔街”两条小巷以及一条十字街尔尔，当地居民就住在低矮的房屋内，漫步于狭窄的街道，点一根烟，烟都抽不完就已经走到了街道尽头。
早期深圳
但是一切的一切，在邓公亲口叫出“深圳”这个名字的时候，就开始了改天换地的变化。
1979年1月，深圳市正式设立。
同年4月，邓公向中央提出倡议：“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特区。”
那办特区搞建设钱从哪里来？邓公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就这样，在邓公的倡议下，中央最终决定：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
1980年，深圳正式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以往的“边陲小渔村”的面积进一步扩大，早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达到了327平方公里。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派谁去深圳主持大局？成为了邓公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办特区，这不是嘴上说说而已的，在此之前，并无先例，没有现成的路可走，究竟会遇到什么困难？如何克服？急需一个强心脏的人去到深圳。
这一次邓公又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邓公选的人名叫梁湘。
邓小平、梁湘握手
梁湘何许人也？他1936年入党，1937年奔赴延安，是从烽火岁月中国走过来的老一辈革命家。
1981年时，梁湘62岁，奔波一生功成名就，已经到了安度晚年的阶段。
但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中央“到深圳去”的号令。
1981年2月，梁湘正式走马上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他毅然决然而来，誓要闯出个名堂。
彼时的深圳，较之从前的边陲小镇面积扩大了近百倍，但是仍旧是立于一片荒野之上，在特区的走的每一步，前方都是“荆棘”。
1981年夏，梁湘遇到了第一个难题，也就是深圳市第一座高层建筑——“国际商业大厦”的施工，当时原本已经谈好的基建项目突然黄了。
因为建筑公司的漫天要价，导致项目延期，工地草都长很高了，施工也未能开始。
梁湘听闻后，十分恼火，当即就放下话来：“我就不相信没有张屠夫，我们就要吃带毛猪？”
他急召同事们商谈对策，最终拍板决定借鉴香港的经验，就高层建筑基建项目，面向市场公开招标，最终，一家造价低、工期短且有大型项目施工经验的公司脱颖而出，成功拿下了“国际商业大厦”的项目。
而梁湘此举，让原本一些负责分配施工任务的部门人员深感危机，如果将来所有项目都可以拿来公开招标，那要他们干什么呢，很快，有关梁湘此举的争议四起。
但是梁湘毫不退缩，因为办特区没有现成的路，改革路上遇阻不可避免，为此，邓公曾说：那就杀出一条血路来。
梁湘始终讲这句话奉为圭臬，他成为了冲杀在深圳特区第一线的人，他对同事们说：“改革就是一场革命，不改革就没有特区的前途，只有竞争才能促进改革，特区要率先改革，我们的眼睛看的，就不能仅仅是深圳特区327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应是960万平方公里，谁能干就该谁干，就该让省外基建队，还有港澳的建筑公司全部参与投标，谁阻挡特区的改革之路，那就撤掉谁？”
这番话可以说是血性十足，足见梁湘虽已年过花甲，但依然“生猛”。
而也正因为梁湘的坚持，按照公开招标的流程，特区工程进展速度大大加快。
5天盖一层楼，用时16个月，“国际商业大厦”这座20层楼高的深圳市第一座高层建筑就已经建成。
“这就是深圳速度”
1984年，邓公真正意义上第二次“南巡”。（把1977年算作第一次的话，那1984年就是第二次）
那次，同时也是作为建立深圳特区提议者、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公第一次踏足深圳，验收成果。
当天，邓公在杨尚昆、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坐上了开往深圳特区的专列，一路上，邓公好多次掀开列车上的窗帘，眺望窗外已经建成的还有正在建设的高楼。
1984年，邓小平、王震、杨尚昆等在去深圳的火车上
下午三点，以梁湘为首的深圳市领导班子还有各部门负责人就已经严阵以待，在迎宾馆6号楼的会议室静静等候邓公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到来。
三点三十分，邓公一行人终于走进了会议室。一时间，一阵热烈掌声在会议室响起，掌声雷动，大有经久不衰的势头。
包括梁湘在内，见到邓公的深圳同志们，看着眼前那个身材不高，但步伐坚定，身体硬朗的老人，内心激动万分。
大家盼了这么久，总算是把邓公盼来了。
因为建立深圳特区一开始便是邓公提的，特区建设并无先例，每个人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大家很想知道，这么多年下来，现在深圳的样子是否符合邓公当初所想？路子走得是否正确？
而对于这一系列疑问，大家心里急需一个裁判，一个领路人，而不论是裁判还是领路人，都唯有邓公足以担当。
那一年，邓公整整80岁。
会议的一开始，没有长篇大论，没有辞藻堆砌，只听见邓公做了一段简短的开场白：“在深圳办特区是我提的，中央批准的，5年了，到底怎么样了，我今天，就是来看看。”
紧接着，梁湘作为深圳市委书记，开始了有关深圳特区近5年来发展情况的工作汇报。
说是5年，而如果从梁湘上任算起，其实只有3年，由此也足见当年深圳特区建设工作的紧迫。
站在特区规划地图前的梁湘，对深圳特区近5年来的建设规模、引进外资情况、办特区前的历史状况以及当前的改革推进情况进行了一一描述。
梁湘说：“1983年工农业生产总值较之上一年翻了一番，比办特区前的1979年增长了10倍。”
听到这里，邓小平轻微点了点头。
待到工作汇报结束，所有人的目光全部集中到了邓公的身上。
大家都在等待邓公的反应。
霎时间内，会议室内一下子安静下来，因为邓公没有作声，只是点了一根烟。
众人看着邓公的表现，完全捉摸不透邓公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是不满意吗？每个人的心里不禁打起了鼓。
这时，还是梁湘终于憋不住站了出来，他说：“我们请邓小平同志给我们作指示……”
“你们讲，我听就好。”邓公简单说道。
接着，梁湘又讲了一些有关深圳特区的情况。
邓公就认真听着，不一会儿，恰巧手中的一支烟抽完了，他掐掉了手中的烟，清了清嗓子道：“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说的这些情况都在我脑子里，不过不发表意见。”
会议室内深圳的同志们听到邓公这样说，不免有些失望。
时间就这样嘀嗒嘀嗒地过去了，但是他们最终没能等到来自邓公的只言片语，哪怕是批评也好。
一直坐在一边，没有发表意见的杨尚昆同志见状开口道：“小平同志很关心特区，这次来广东主要是休息，相关问题等我们回北京还要吹个风。”
看了看大家，杨尚昆又提议道：“不如我们出去走一走吧。”
邓公听到此提议，当即应声道：“好。”
不得不说还是杨尚昆了解邓公，“出去走一走”的提议正合邓公的意思。
一向最注重走访调研的邓公，第一次深圳之旅，自然不会放过亲自出去走一走的机会。
在当地同志的指引下，邓公来到了当时深圳一个家家万元户的渔民村。
汽车刚一驶入村庄，映入邓公眼帘的就是一排排的双层小洋楼，大家又进到村民家里，只见屋内冰箱、彩电、洗衣机、电子煤气炉一应俱全。
村民介绍说：“自己家人均月收入有四五百元。”
听到这里，邓公不禁诙谐一笑，操着一口四川口音说道：“比我的工资还高呢！”
随行人员纷纷被逗笑了。
离开村民家后，邓公又对大家正色说道：“全国农村要过上这样的生活，恐怕还要100年。”
旁边的同志们听到这里，赶紧插话：“有您的领导，一定会更快的。”
邓公想了想，最终又笃定说道：“至少也要50年。”
说完，邓公又继续向前走去，走在邓公身后的同志们，看着这位个头并不高的老人的背影，在他身上感受到了孤勇，历经大风大浪，邓公依然生猛。
如果说当时的新中国是一艘巨轮，那邓公就是这艘巨轮的掌舵者，他面对前方的波涛汹涌，凛然无畏。
视察工作仍然继续着，后来，邓公登上了那座用时6个月建成的当年深圳最高的20层建筑，并自上而下俯瞰了正在建设中的特区。
从高楼下来以后，邓公又坐上了汽车，马不停蹄地前往下一个视察地点，当时梁湘就陪在邓公身边。
汽车经过一处工地时，梁湘指着窗外向邓公介绍道：“深圳大学的校址就选在这里。”
邓公于是顺着梁湘手指的地方看去，并随口问道：“什么时候能建成？”
“等到今年秋天的时候，学生们就可以在这个新校址上学了。”梁湘笃定地回答。
这番话不禁让邓公眼前一亮。
因为实际上顺着梁湘所指的深圳大学校址看去，与其说那是一片工地，倒不如说是荒地、空地更加合适，彼时工地上还连一块砖也没有。
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梁湘就敢说，秋天学生就能上课了。
这在一般人看来，着实不切实际，但是这发生在当年的深圳，反而显得不足为奇了。
梁湘（中）
那一年，深圳的地方财政收入其实并不高，于是，梁湘就决定向银行贷款，他说：“我就是卖了裤子也要把深圳大学办起来。”
后来，事情的发展结果和梁湘在邓公面前说得完全相符，几个月后，那块平地上果然建起了一座大学，即深圳大学。
邓公后来回到北京后，提起这件事，都不禁脱口而出赞叹道：“这就是深圳速度。”
因为有了调查才有发言权，邓公1984年也是在离开深圳后，几天后才在广州亲自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方法是正确的。”
“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1992年邓公南巡，第二次踏上了深圳特区的土地。
这一次，在深圳同志的特意安排下，邓公住的还是当年住过的桂园，房间也完全相同，只是重新装修了一下。
一落脚，邓公也依旧说道：“走，出去转一转。”
故地重游，邓公这次最先登上的，依然是当年那座20层的高楼建筑。
一切的一切，仿佛处处透露着相同，但实则处处不同，相较于84年那次视察，92年这一次，深圳已然不可同日而语，而邓公的直观感受也因此被无限放大。
因为当年那座20层的高楼在此刻已经不再“高大”，这一次，邓公登上了53层的国贸大厦。
如果说当年被邓公夸赞用时7个月就建成的深圳大学代表了“深圳速度”的话，那国贸大厦更当之无愧为代表中的代表。
它是在邓公84年深圳之行结束后第二年正式建成的。
因为当年建筑工程招标方式的引进，这座53层楼高的国贸大厦紧跟着拔地而起，中标公司采用最先进的工艺技术，直接创下了“三天一层楼”的惊人纪录。
大楼建成后的当天，国际上曾存怀疑的人瞬间闭嘴。
大楼建成后第7年，即1992年邓公登上国贸大厦时，放眼望去，深圳特区已高楼林立，20层以上的高层已经达到了1000座。
纵观全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城市像深圳一样，能在短短十五年就创造这样的奇迹。
而邓公坐在商贸大楼的旋转餐厅内，看着这一片高楼林立的画面，声音都变得激动了起来。
他对深圳的同志们说：“你们有这一片，不是说出来，讲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
这一次，深圳的同志们终于等到了邓公这个“裁判”最即时的肯定。
同时也就是在这里，邓公发表了闻名世界的“南方谈话”。
在听到深圳同志介绍说“深圳的经济平均年增长超过20%”时，邓公也不禁感叹：“想不到，深圳的发展竟然这样快。”
当年，邓公一再催促“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些”，其背后真实原因之一便是，时机难得，不容贻误。
邓公说：“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
也正是基于邓公这样的思想指导，一代又一代深圳人不断地探索个人配资，丝毫不怕碰头破血流，最终才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让深圳特区这块曾经不过边陲渔村的“试验田”散发了别样的魅力。